一山放过一山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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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书如寻宝，找到一点线索，尝到一些甜头，就会一直不停地探寻下去。

最早接触钱钟书先生的著作，是他的小说《围城》。读《围城》的具体时间不清楚了，因为除了送书或搬家丢书之外，书柜里还有三种不同的版本，记着不同的购买时间。《围城》之后，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著作，是《谈艺录》，那是2001年。由于繁体字、异体字、生僻字，它让我吃尽苦头，书后所记“千百次地查阅字典词典，煞费苦心，亦见诚心”，就是当时读完之后的真实感受。

后来，陆陆续续地读过钱先生的《七缀集》《宋诗选注》《石语》《槐聚诗存》，以及有关他的传记和研究，而其皇皇巨著《管锥编》，虽购于1997年，当时翻了几页，因为太深奥，只好放在书柜里。我那时的理由或借口是：有些书，只有收藏价值，或者如培根所言，用来装潢门面。

待生活稍微安定下来，又过了十年。从2010年暑假起，我才静心地捧起这部对我来说简直是“天书”的《管锥编》。“学者多如牛毛，成者凤毛麟角。”（《管锥编》）这是我读完《管锥编》之后对钱先生最深刻的印象，他就是那种“凤毛麟角”者吧。这部“识小积多”、“锥指管窥”（《管锥编》序言）的《管锥编》，从《周易正义》始，至《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止，对我国古代十部重要典籍，作了史无前例的考论，包涵着钱先生在经、史、子、集方面的综合性学术心得，“已汇成了历史、现实、人生的大江大海”。（陈子谦语）其视域广阔，全凭“打通”，所谓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”（《谈艺录》序）。

钱先生的“阐释之循环”理论，是其阐释学的核心，它将文本阐释由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单向运动扩大到多层次的“交互往复”。一方面克服了乾嘉朴学“由词以通道”的局限，从字、句、篇、书，到作者与其所属的时代、文化传统等等，纵贯古今，打通多个学科甚至是中外文化之间的藩篱；另一方面又融合了现代阐释学的精义，注意到阐释者的“预觉”、“先知”对于理解的意义，以及文本语境与主体阐释的双向互动，所谓“自省可以忖人，而观人亦资自知。鉴古足佐明今，而察今亦裨识古”（《管锥编·左传正义》）。

不仅如此，在《管锥编》中，但凡古籍所载典故、人物逸闻趣事或某种语言现象，一经钱钟书先生点化，其微言大义昭然若揭。比如，关于《列子张湛注》第九则“说符”里的“杨布之狗”的故事，东晋学者张湛理解为“喻行己接物之道”，钱先生肯定了张氏的笺注之后，又引元曲《赵氏孤儿·楔子》所述“屠岸贾之狗”故事，及莫泊桑的小说等，展开论述，指出“杨布之狗睹衣异而谓衣者亦异，屠岸贾之獒睹衣同而谓着衣者亦同，事反而理合，貌异而心同”。三隅之反，正尔同揆：“其义蕴即心理学所言‘比邻联想’，生理学所言‘条件反射’者是。”这类“木屑竹头”（《管锥编》序），比较起张注的识见，就显得独到而深远。

但有人因此认为，《管锥编》是“散钱失串”，不成体系。对此，钱钟书先生有他自己的看法。他在《七缀集·读〈拉奥孔〉》里说：“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，在整体上都垮塌了，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。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，住不得人、也唬不得人了，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。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。”

钱先生的这些论述，或凿壁借光，援引西学；或与古为新，烛幽抉隐；或匠心独运，自铸伟词，既对中国文学、中国文化作了一次宏大的检讨，也架起了与世界对话的桥梁。钱钟书的《管锥编》，即使是平常的一节历史掌故、一个宗教寓言、一篇小说，抑或是肤略的一句话、一个词，一经钱先生点化，或者起死回生，妙不可言，或者点石成金，启思益智。

我读钱钟书先生的小说或散文作品时，时常会因他的睿智博喻，或“钱钟书式的幽默”，而心悦诚服。《管锥编》用文言写就，由于自己的浅薄，对于他的部分深文宏论，略知皮相，但在会心不远处，总禁不住要惊叹与感奋。《管锥编》一函五册，我一共用了两年时间，读过两遍，并作了笔记。那时，我忽然有了向中学语文界推介“钱学”的想法，打算先编写一本中学语文教师备课参考读物《〈管锥编〉选读》，于此基础上再写一本专著，具体探究“在中学讲钱学”这一课题。这个想法让我又花了两年时间继续研读《管锥编》，选读书稿于2014年完成，现正着手课程开发，即如何将“钱学”运用到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，当然，结果如何，这是后话。

阿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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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一山放过一山拦 (2016-7-26 22:59:56)